中山大学心理学系丁如一副教授课题组近期发表关于中国家庭情绪教养的系列文章

发布人：管理员 发布日期：2024-01-23


 

      家庭情绪教养是影响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青少年心理问题愈发突出，家庭情绪教养也愈发受到关注。中山大学心理学系丁如一副教授近期与合作者在Emotion, Journal of Family Process,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Social Development 等高质量学术期刊发表了关于中国家庭情绪教养的系列文章，为这一领域提供了新的见解和理论依据。

      论文合作者包括中山大学心理学系潘俊豪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王茜副教授、南卡罗来纳大学教育学院的刘晋副教授、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心理学系杨莹莹副教授、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心理学院刘拓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罗玉晗博士、广州体育学院何伟博士、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双双博士等。

 

PART.01
论文1


——Ding, R., Liu, J., Luo, Y., & He, W. (2023).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 assessing parental varied responses to Chinese adolescents' negative emotion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79(12),2823-2848. 
https://doi.org/10.1002/jclp.23586
      在家庭情绪教养的众多维度中，父母对青少年负面情绪的回应方式尤为受到关注。目前用于评估父母情绪教养的常用工具是由Fabes等学者开发的《应对儿童负面情绪量表》（Coping with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Scale，简称CCNES；Fabes et al., 2002）。CCNES可以评估父母六种不同的回应方式，包括问题解决、情绪安慰、鼓励表达、父母烦躁或不耐烦、惩罚、最小化或冷处理（如图1所示）。CCNES虽然被广泛应用，但是条目过多（青少年版本包括54道题目）、施测不便，并且是基于西方家庭开发，对中国父母的情绪教养评估不够全面。基于此，本论文开发了一份评估中国父母对青少年负面情绪回应方式的问卷（Parental varied responses to Chinese adolescents'negative emotions,  PVRCANE），共35道题目，测量了CCNES涵盖的六种回应方式以及中国父母典型的回应方式说教式回应（如图1所示）。

 


【参考文献：Fabes, R. A., Poulin, R. E., Eisenberg, N., Madden-Derdich, D. A. (2002).  The Coping with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Scale (CCNES):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nd relations with children's emotional competence.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34(3-4), 285-310. 】


PART.02
论文2


——Ding, R., He, W., Liu, T., Pan, J., & Wang, Q. (2023). Children's interpretations of parental responses to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in Chinese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Social Development.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111/sode.12723
      面对青少年的父母情绪，父母会给出不同的回应方式。青少年是如何理解和评价父母的这些回应方式呢？本研究调查了976名中国城市和农村地区青少年，并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匹配了具有相似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年龄、性别、母亲受教育程度等）的102名城市青少年（年龄为 14.23 岁）和 100 名农村青少年（年龄为14.38岁）。基于匹配被试的分析表明，整体上城市和农村地区的青少年对父母反应方式的积极评价顺序为：“问题解决、情绪安慰、鼓励表达”>“最小化或冷处理”>“父母烦躁或不耐烦、惩罚”。具体来说，中国农村和城市的青少年都更认为父母的回应方式——“问题解决、情绪安慰、鼓励表达”——最能让他们感觉到爱与支持、对调节他们的情绪也最有效，其次是“最小化或冷处理”，而最让他们感受到父母冷漠、不关心、甚至让他们的情绪变得更加糟糕的是 “父母烦躁或不耐烦、惩罚”。本研究也发现了一些文化差异，例如，与农村地区的青少年相比，城市地区青少年报告父母的“问题解决”式回应在他们周围是更普遍的，而“父母烦躁或不耐烦、惩罚”更少见。


PART.03
论文3

 

——Ding, R., He, W., Liu, T., Yang, Y., Qiu, F., & Wang, Q. (2023). Unpacking maternal minimization responses to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Person-oriented” versus “emotion-oriented”. Emotion.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37/emo0001324
      以往研究表明，父母对孩子负面情绪的“最小化或冷处理”（详见图1）在西方（欧美白人）个体主义文化中是一种非支持性的回应方式，损坏孩子发展；但是在更注重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中国）是一直“无功无过”式的回应(Ding et al., 2022;Raval et al., 2018)，这是为什么呢？
      本论文提出 “最小化或冷处理”存在不同的亚型——“针对个人的冷处理”和“针对情绪的冷处理”（如图2所示）。“针对情绪的冷处理”的特点是鼓励青少年减少对情感和问题的重视、或指导他们忽略自身情感或理性分析感受，所以它可能通过增强青少年的认知重评能力，帮助他们情感恢复，从而产生适应性的结果。相反，“针对个人的冷处理”可能会让孩子感觉父母是对自己不满意、在批评和指责自己。
      本论文通过四项研究(如图3所示)证明了两种亚型之间区别——“针对个人的冷处理”与父母和孩子不良的情绪功能适应有关，常用这种策略的父母会导致亲子间的情绪沟通不畅（比如孩子不愿意与父母分享情感）。这可能是因为这种处理方式让孩子感到父母在批评或责备他们。相反，“针对情绪的冷处理”则与良好的情绪功能（例如认知重评）相关，孩子对这种方式的评价更积极（如认为其在情绪调节效果方面比“针对个人的冷处理”更好）。

 

 


      本论文认为，“针对情绪的最小化或冷处理”对青少年适应性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各文化可能是一致的。但“针对个人的冷处理”在个体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中可能有不同影响。相对集体主义文化（如中国），西方白人社会重视个人主义，因此西方孩子可能更负面地看待“针对个人的冷处理”，因此感受到更多的拒绝感、更抵触。以往研究关于“最小化或冷处理”的测量是混杂了两种亚型的成分的。因此，在重视独立性的西方环境中，“针对个人的冷处理”的负面效果可能掩盖 “针对情绪的冷处理”的积极效果，导致“最小化或冷处理”整体上青少年适应性之间呈现负相关。相比之下，在中国文化中，“针对个人的冷处理”的负面效果可能较弱，因此可能与“针对情绪的冷处理”的积极效果相抵消，导致“最小化或冷处理”整体上与青少年的适应功能不良无关。

【参考文献：Ding, R., Wu, N., Tang, S., Liu, T., Li, W. & Ni, S. (2022). Relations between Parental Response to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Chinese Adolescents: Internalizing Problems, Emotion Regulation, and Perceived Relationship Quality with Parents as Mediator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301, 205-216.
Raval, V. V., Li, X., Deo, N., & Hu, J. (2018). Reports of maternal socialization goals, emotion socialization behaviors, and child functioning in China and India.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2(1), 81–91.】
 

PART.04
论文4


——Ding, R., Wang, S., Liu, J., *He, W., *Pan, J. (2023) Maternal Supportive Responses to Adolescents’ Negative Emotions Serve as Protective Factors for Adolescents’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Longitudinally. Family Process.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111/famp.12946. 
      敌对归因偏见指的是在模糊情境下，一个人将另一个人的行为意图解释为敌对、威胁或不友好的认知倾向。有明显敌对归因偏见的儿童往往在社交互动中经历适应不良的结果，如同伴排斥、欺凌。父母情绪教养是否在儿童归因发展中起一定作用呢？本研究通过对203名青少年（平均年龄13.61岁）进行为期一年的追踪研究，探究父母对青少年负面情绪的回应方式对青少年敌意归因偏差的预测作用。研究发现，父母对青少年负面情绪的回应方式——问题解决和情绪安慰——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一年后更少的敌意偏见。但是，父母对青少年负面情绪的其他回应方式（比如鼓励表达、最小化或冷处理、父母烦躁或不耐烦、惩罚等）与青少年敌对归因偏见之间未呈现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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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曾凯儿
初审｜许俊斌
审核｜何梓燕
审核发布｜李桦